导读 8月科学教育网小李来为大家讲解下。轼界,轼界车真探)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,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隆中辨(四) 这几天,...

8月科学教育网小李来为大家讲解下。轼界,轼界车真探)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,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

隆中辨(四)

这几天,我梳理了一下南阳襄阳辩论躬耕地的主要资料,本篇列举南阳方面的主要证据,并对其进行分析。

1、诸葛亮《出师表》:臣本布衣,躬耕于南阳;

2、诸葛亮《黄牛庙记》:仆躬耕于南阳;

3、诸葛亮《寄子书》:余自隆中结构茅庐于卧龙岗下者,非自甘贫贱也,祖父俱汉名臣。襄阳城里,门阁何高大也。但生于离乱之世,欲立庄舍于南阳,以便躬耕稼穑;

4、王隐《蜀记》记载的刘弘瞻仰诸葛草庐遗址,“立碣表闾”,以及当时刘弘的秘书李兴写的一篇祭文—《祭诸葛丞相文》,“天子命我,于沔之阳,听鼓鼙而永思,庶先哲之遗光,登隆山以远望,轼诸葛之故乡”;

5、关于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的各种记载;

6、唐朝诗人以及以后文学家的作品。

前三篇文章相传都是诸葛亮所作,但目前史学界认定的只有《出师表》,另外两篇还有疑问。我这里不做真伪的鉴定,就认为都是诸葛亮作品,它们的共同点就是,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。南阳老乡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南阳可以指代宛城,但襄阳的朋友只要找出一个例子南阳指代南阳郡,南阳就≠宛城。这样的例子太多的,所以南阳≠宛城。因此,这三篇文章不能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宛城。

第四条有两部分,一是《蜀记》:《蜀记》曰:“晋永兴中,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,观亮故宅,立碣表闾;二是李兴的祭文,上面已写,这里就不再重复。《蜀记》说刘弘去了隆中,瞻仰了诸葛亮草庐遗址,还让李兴谢了祭文。隆中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,证据似乎对襄阳有利。但南阳老乡不这样看,认为宛城周边地貌更符合隆中特点,尤其是李兴的祭文,前两句更加印证诸葛躬耕地在汉水之北。

“天子命我,于沔之阳”后面有四句话,有四个动作,也可以说八个动作,比如第一句两个动作是“听”和“思”。我在网上查到一位南阳朋友的翻译,就是“天子命我,于沔水北边”,他大概只想突出北边二字。从他的翻译看,“天子命我”,就是:天子命令我,“于沔之阳”是地点状语,后面的四句是天子命我的我的八个动作。我的天啦!这些动作都是天子安排好的,汉惠帝愚蠢,但诏书是大臣起草的吧!能扯淡到这种程度吗?那问题在哪里呢?我认为原因有二,其一是,以白话文的语法和词义理解古文,其二,本文不是记叙文,是介于汉赋和骈文的一种问题,时空跳跃很大。从文体来看,作者不太会用一句话做状语,一定会有单独的意思,从语法看,古汉语与白话文不一样,一般不将地点状语用在动词前。这样看来第二句的于不是介词,而是动词,结合上下文以及刘弘到荆州的目的是平叛,翻译成军队驻扎比较合理。第一句的“命”字也不是命令的意思,应该是任命。这样就清楚了,前两句的一次是:天子任命我为荆州刺史(讨伐张昌),军队驻扎在汉水的北岸。后面几乎是作者内心活动以及做过的事,就不能较真时空关系了。

一句“于沔之阳”不能将躬耕地指向宛城,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刘弘驻军离汉水不远,如果在宛城,写:于淯之西更贴切,南阳老乡还要努力,李兴的文章构不成证据。

第五条应该是最好的证据,问题是我国历代对郡县边界的记述很模糊,习凿齿说邓县跨汉水两岸,也没有同时代的文章反驳,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谭其骧先生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标注的隆中属邓县,这也是南阳老乡不愿看到的。

第六条我就不说了,诗人文学家的作品不能作为史料。

我只能写这么多,不知为何,超过两千字不让发。

下次分析襄阳说的证据。

王安石的瑜苏轼的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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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性格偏激固执;为人薄情寡义;改革中自以为是,急于求成…… 历史上批判指责王安石的文章颇多。 然而王安石敢于针贬时弊,勇于改革进取,为国忘我的品格少有人敌。 王安石在佛道盛行,儒学颓废之际,针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,大胆创新,吸取法家思想,改造儒学,自成体系,称之为“王学”,开创了儒学新局面,在当时思想界如同一股清流,影响颇大。 王安石提出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的“三不足”精神,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,认为:"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,风俗日以衰坏,患在不知法度,不法先王之政故也。法先王之政者,法其意而已”,“变风俗,立法度,正方今所急也” 王安石想凭一己之力,改变当世风俗,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。他挑战当世主流价值观,必然遭到当世主流思想的排斥和诋毁。当时佛道盛行,宋统治者是十分信奉道教的。佛道之学骂他无天无地,传统儒学骂他废典忘祖,逐渐兴起的理学也骂他无情无义。他孤军奋战,敢于向利益集团开刀,不畏惧,不妥协。我想这是众人诋毁他的原因吧。 王安石是敢于直对的真斗士,其为国为民敢于改造社会之信心和勇气日月可见,天地可表。 苏轼,器识闳伟,议论卓荦,文章雄隽,政事精明,处世超然。然苏轼只能是治世良臣,非定策之能士。在上书神宗时说“臣之所欲言者,三言而已。愿陛下结人心,厚风俗,存纪纲”。在论及厚风俗时说“国家之所以存亡者,在道德之浅深,不在乎强与弱;历数之所以长短者,在风俗之薄厚,不在乎富与贫。人主知此,则知所轻重矣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,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”。苏轼自小受道佛影响,政治主张偏向安静无为,无法解决当世弊政。 苏轼在仕途上可谓是高开低走。仁宗初读轼、辙制策,退而喜曰:"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。”英宗自藩邸闻其名,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,知制诰。宰相韩琦曰:"轼之才,远大器也,他日自当为天下用。要在朝廷培养之,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,皆欲朝廷进用,然后取而用之,则人人无复异辞矣。今骤用之,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,适足以累之也。"神宗尤爱其文,宫中读之,膳进忘食,称为天下奇才。然苏轼卒不得大用,何也?感觉苏轼的政治素养还没有达到“忘我”境界,凡事多从自已情绪出发,没有吕端的宽闳大度,薛居正的端正严谨,毕士安的包容退让,文彦博的谦逊温和。在政治斗争中不能自觉调和各派力量的矛盾和冲突,一生过着被外放的颠沛流离生活。 昔神宗欲用王安石为相,问韩琦:“安石何如?”对曰:“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,处辅弼之地则不可”。我想韩琦这句话用来评价苏轼应更确切。 一句话评价王安石,苏轼。王安石瑕不掩瑜,苏轼瑜不掩瑕也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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