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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黄金荣”的名讳落在20岁的杜月笙耳中，简直是如雷贯耳。在上海滩的小白相人心目中，黄金荣就是财势的化身，八面威风，高不可攀……

（书接上文）

杜月笙休养了半个多月，便有些憋不住了。袁珊宝晓得他的赌瘾又上来了，就拿出身上仅剩的铜钿，交给杜月笙。“月笙哥，莫要再去花会，就去路边赌档小来来，过过瘾，好不好？”

杜月笙没有接钱，他晓得自家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大难不死，倘若继续狂赌滥嫖地混下去，不但把自己弄得没个人样，还会把朋友拖进烂泥塘！

往昔他也曾有过一帮小弟兄，也曾小小地风光过。今朝有了老头子，有了帮会做靠山，岂能落得整日靠朋友接济！

杜月笙下了决心，要大干一场。不久，他便组织起昔日那帮弟兄，依仗帮会势力，干起了抢收“小货”、“拉船”、“拆梢”之类的营生。

所谓抢收“小货”，就是强行收买、包买轮船水手由香港以及海外带来的走私货；“拉船”就是半路拦截农家小船，这些小船都是从浙江等地运送蔬菜水果到上海的，他们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，强行买进小船上的农产品，然后再以市场价卖出，转手渔利。“拆梢”即敲诈勒索，就是对那些没有靠山、小本经营的商户进行敲诈勒索。

杜月笙带着一帮弟兄把个强买强卖、敲诈勒索干得有声有色，大有斩获，他本人也在十六铺一带的白相人中名声鹊起，并渐次以“军师”闻名。

但此类勾当毕竟只是小弄弄，干不出大名堂，对杜月笙来说不过是个历练，是个权宜之计，他那双欲火喷闪的眼睛，无时不在寻找着鸢飞鱼跃、借步登天的机会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有个同辈兄弟黄振亿，外号“饭桶阿三”，自家庸庸碌碌，却一向欣赏杜月笙的为人和能力，觉得他日后必有出人头地的一天，于是把他推荐给了当时名震上海滩的青帮大亨黄金荣。

听到“黄老板”这三个字，杜月笙的眼睛瞪得像铃铛一样大。

“黄金荣”的名讳，20岁的杜月笙早已如雷贯耳。在上海滩的小白相人心目中，这位法国巡捕房里的华探头目，简直就是财势绝伦，八面威风，高不可攀。

无数次，杜月笙走过法租界的同孚里，眺望着弄堂里的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那一排两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住的，都是在法租界响当当的大阔佬。就连黄公馆进出的小当差，都让杜月笙羡慕得不得了。

杜月笙幻想过无数种飞黄腾达的方式，唯独没想到会攀上黄金荣这棵大树。

杜月笙暗下决心：“只要能走进那个地方，就一定要干出点名堂，要对得起黄爷叔和师父的栽培！”

告别了小兄弟们，杜月笙就跟在黄振亿身后，向着八仙桥的同孚里走去。

走进黄公馆大门，高大的门楼、开阔的天井、门廊两边那些神气活现的保镖，以及天井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，都让杜月笙目不暇接。

其实黄金荣同孚里的房子格局并不是很大，会客室的布置也不如后来均培里的黄公馆豪华奢侈。但在当时的杜月笙看来，那种气派毫无疑问是顶级的，那些覆盖着湘绣围披的檀木桌椅、波斯地毯、丝绒沙发，以及四壁的名人字画，都是杜月笙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。

有四个人正围着一张宽大的方桌玩纸牌，黄振亿走过去，站在其中一人的面前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老板，我介绍的小囝子来了。”

“喔。”一个方头大耳的胖子回过头来，上下打量着杜月笙。杜月笙一阵紧张，晓得这个人就是黄老板了。

“蛮好。”黄金荣端详了杜月笙一会儿，点点头说。

杜月笙那颗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。

“你叫啥名字？”黄老板接着问。

“小的姓杜，木土杜。名月生，月亮的月，学生的生。”当时连杜月笙自己都没想到，自己这个仅仅上过三天半学堂的文盲，说出话来竟然是文绉绉的。

“月生”是杜月笙的本名，他生于七月十五中元节，月圆之夜，他的父亲就给他取名“月生”。“月笙”是他发迹之后一些文人墨客为他另题的雅号。

“生”字上加竹字头，取周礼大司乐疏：东方之乐谓“笙”，笙者生也，从此改称“月笙”。同时，又以同疏：西方之乐谓镛，于是他便得名“镛”号“月笙”。

“好！好！”黄老板高兴得哈哈大笑，“我这里的小朋友个个都叫生，苏州来的徐复生，帮我开老天宫戏院，前面有个金廷荪、顾掌生、厨房间里个常州人马祥生……”

听到马祥生的名字，杜月笙一阵欣喜。因为来之前袁珊宝就告诉他说：“咱们的同参兄弟马祥生就在黄公馆当差，你去了找到他，相互可以有个照应。”

在厨房的灶披间，杜月笙遇到了同参兄弟的马祥生。灶披间是与厨房毗连的一间小屋，里面有两张单人床，一张是留给杜月笙的，另一张住的就是马祥生。

马祥生来上海比杜月笙要晚，但路子比杜月笙要宽，到上海不久便经朋友介绍，进了黄公馆。

既是同参兄弟，杜月笙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马祥生请教，可马祥生总是笑着说：“往后你自家多看看，自然就晓得了。”这让初来乍到的杜月笙觉得，黄公馆真是迷雾重重，深不可测。

欲知杜月笙在黄公馆里是怎样崭露头角，成为黄金荣眼前的大红人，请听下次分解[比心][比心][比心]

1928年，上海渔业大亨黄振世手头已积聚了不少钱，为了扩大势力，他投拜黄金荣成为其门下弟子，从此在青红帮有了靠山。

黄振世是浙江鄞县大咸乡人，幼年家境贫寒，曾给当地一李姓人家当过童佣。1915年，16岁的他跟随东家从宁波到上海，在一家海味行当学徒。后为生计所迫，在上海滩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，学会了一些黑道上的“切口”。

后经人介绍，黄振世日商泰新洋行的水产部门，充当一名跑码头人员，专门负责司秤过磅和起卸“东洋鱼”的工作。这一差事，使他精通了码头业务，熟悉了各鱼行老板、经理和上下员工，虽职事低微，却独揽了鱼货起卸、过磅的权力。这就为他后来在码头上拉帮结派、创办振社，并称雄渔界奠定了基础。

黄振世虽成为黄金荣的门生，但并未过“香堂”（拜祖投师），所以他还是一个“倥子”（非帮里人），不能正名。为此，他联合了当时上海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等30人，向江淮泗安青总帮的“大”字辈曹幼珊（别号铁弓曹）“孝祖”（拜老头子），经正式开大香堂，被列为青帮22代“通”字辈的传人。

1929年，黄振世又与林献子（曾任汕头市市长）、许宝铭（时任浦东保卫团团总）、谷大椿（后任日伪粮食部长）以及卢英等28人结为把兄弟，号称海上“二十八宿”，进而开堂收徒，在青红帮崭露头角。

1930年，黄振世与宁波的一些小同乡成立了“鄞县大咸乡旅沪乡谊联益社”，从中看准了社团是扩展私人势力和抬高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，因此在1935年遂正式成立了“振社”。

黄振世出身商界，善于经营，他办振社处处显示出生意人的干练和精明。“帮社合一”是黄振世办振社的最大特色。这与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帮会头子情况不尽相同。其他人办社主要为结交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，一般流氓都拒之门外。例如青帮“大”字辈张镜湖，拥有门徒三四千人，但能入他的“仁社”门生，只是其中有体面的200余人。杜月笙办“恒社”，据说其门徒和密友高鑫宝、金廷荪、马祥生、顾嘉堂、叶焯山等这些闻名的大流氓也未列名社内。

和杜月笙等人不同，黄振世没有这种“食客三千，任你挑拣”的条件，为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，他采取了“帮社合一”的做法，即入社必先入帮，入帮后就是社员了。

黄振世简化了进门入社的手续：只由他发给受业人一张印有“道义尊师”四个大字和一些训词的入门专用帖，填具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职业、住址和介绍人等项目，贴上半身照片一张，再送一笔贽敬，备一副香烛，向他行三鞠躬礼，聆听一套戒规，即算入门。这比旧时开香堂、磕头拜祖的求师仪式不知要省掉多少麻烦事。如果新门徒愿意多花几个钱，备几桌酒席，拉拢一些闻人大亨之类的人物，不用说先生脸上也添光彩，当然更加欢迎。新门徒的名字录入黄振世亲自保存的一本所谓的《聚英录》的册子后，就是振社的成员了。

这种“帮社合一”的做法，既使振社保持了严格的帮规，便于黄振世集权力于一身，又加速发展了队伍。到1945年，振社社员已达近千人，成为当时上海活动最频繁、号召力最强的一个帮社之一。

黄振世和其他帮会头子的作风也不尽相同。杜月笙的恒社创办最早，社会地位也高，但他本人很少去社亲政，与社员隔离很远；黄金荣办荣社亦如此，平时很少过问，因此社的作用相对减弱。黄振世的社会地位逊于杜、黄，作风也就不同。他曾对人说：“为了引起社会对振社的重视，我天天到社，与社员们相处在一起，凡是对外有所企图，或是发动一起事情，总是采取真主意假商量的办法。这样做会使我与骨干之间增加友好感情，在骨干方面也会产生为我信任的印象，从而乐意为我效劳，力量也就大了。”

为了吸引社员到振社来活动，黄振世一开始把振社办成一个俱乐部性质的票房，让他们业余时间来学戏唱戏。社员中不乏京剧名票友，经常彩排公演。发售的戏票由演出的票友各自认销，规定唱大轴子（压台戏）的认销40%，唱中轴的认销20%，其余40%由唱开锣戏，第二、第三出戏的分别认销。总之，越是先唱，认销越少。票价收入除开交借座费用和捐税外，其余全归振社，每彩排一次，振社可收二三千元，不仅能解决日常开支，而且平时锣鼓喧闹，很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振社社址原设南市小东门，随着社员增多，一再迁移扩大活动场地。后来振社用三根大条（金条）顶进了柳林路阳余里石库门的房屋作社址，又花五根大条把大门门楼和大礼堂翻修得飞檐翘壁，金漆画梁，富丽堂皇。会客厅、娱乐室、阅览室以及社长和总务、交际、财务、娱乐等各部门办公室，都用打蜡地板，花绒地毯，高档家具，布置得十分豪华。会客厅正中高挂一块国学名士沈恩孚所书“自强不息”的堂匾，两旁挂着上海市商会会长方淑伯写的“有大量始有大福”、“能利人方能利己”的七字对联一副，从中可以看出黄振世踌躇满志和生意白相人的处世哲学。

黄振世发迹以后，结交了各路人物，立足渔界，在十六铺外滩和南市小东门（鱼行和渔业机关的集中地）一带闯荡，其势力连黄金荣、杜月笙都颇为忌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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